?李本忠接着说：“两个人教育程度都不高，都是性格孤僻，思维偏执。家庭状况都不好……也和前天甄志忠案件的嫌疑人刘义发一样。”
高悦茹像辩护律师一样，辩驳着说：“对啊，这是因果关系。他们的相同点，这是因，所以他俩犯下了相同的伤害案，这是果啊。”
李本忠深深地盯着高悦茹，说：“对呀。可他们作案的过程，异曲同工，再按你这套行为逻辑理论，就有点牵强了吧？一个的作案动机，是为了苟苟且且的鸡毛蒜皮小事，一个的作案动机是为了捕风捉影的闲言碎语。一个破冰，一个洒酒，前天的刘义发就泼油。三个人都把被害人经过的路线，到达的时间计算得恰到好处。并且他俩选择的作案对象也惊人的相似，都是身居重要职能，举足轻重的人物。你不觉得这太多的共性，就是有它的必然性吗？”
高悦茹还是有意辩证着说：“我还是听不出你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反命题？你表达的所有一切，都在这两宗案件的因果范畴之列。没有听到你丝毫的发聩见解。你所论述的无非就是一加一等于二；二减一等于一的简单数学逻辑问题的验算，唯有不同的是你的用词不当，把作案的性质改变了，也就把量刑的法律依据改变了。”
“你用了他俩“选择”的作案对象。“选择”这是蓄谋已久的动机厚度，和后者即兴作案的“准备”有着概念上的区别。你这是宾客倒置的以结果论原因了！”
李本忠哈哈笑笑：“辩证得好。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我们假设这个“选择”、蓄谋已久的，是一个“置身事外”操控他们的第三者。我们反推案件，从被害人入手，从被害人的相同点切入、向前推。被害人和这个第三者有恩、仇、或利益冲突，或者掌控、决定着利益冲突。第三者要移除这个利益障碍，因为是高智商的，蓄谋已久，要把案件做到“水到渠成的，冲刷掉一切痕迹；当然只要作案就留痕迹，而是用了心智的障眼法，诱导办案者出现理性的谬误。那么第三者就得用量身定做，或创造的执行“工具”。这个“量身定做”就是第三者精心制造，或者培养的作案“工具”。他俩，或者他仨，就是第三者精心培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