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把唐人交给他的那份新约，带回了宫中，嘉庆不敢不从。比起乾隆，嘉庆从根本上就缺乏作为一个英武皇帝的素质，他志大才疏，又优柔寡断，在顺境的时候过于骄傲，而在逆境的时候又容易服软。当看到自己的皇位可能出现动摇时，嘉庆丧失了其他任何抵抗的念头，乖乖的同意了唐人的要求。
两国没有签订一个具体善后的条约，实际上大唐提出的三个条件，分别是用不同方式来完成实现的。第一个条件仅限于口头，不落于纸面，当然其实这一条也是最没有什么用的。遭了这次无妄之灾，嘉庆和清廷也不可能继续在青州案之上纠缠唐人了。大唐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是清国可以随便拿捏的对象。
第二个条件则是通过“两军合作”来完成的，这自然也是签约，不过是单独的双方联合演习的备忘录和兵部国防部之间的联络和财务转移。
最后一个也就是修约，耗时也最长，虽然基本上清廷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要通过条约，还是要逐条审议，最终签订大约也要一个多月以后了。当然从嘉庆点头的时刻起，全国扣押的移民都要如数释放，并且礼送上大唐的移民船。
谢金武率领的大唐6军第一旅也没有那么快的从京师外围撤出，这是来自于白南的交待，他需要给清廷一定的压力，防止他们在进行任何决定之前变卦。
这场名为演习实为战争的冲突，时间短，烈度也不算高，不过却暴露出了清军许多的问题。禁卫军指挥僵化、行动迟钝，遭到重挫之后便无丝毫再战之力。第二镇被击溃以后，剩余的两个镇居然不敢在城外继续与唐军纠缠，直接入城不打了。
更让人窝火的还有华北新军的部队，这些人马虽然在武器装备上逊于禁卫军，但也是嘉庆寄予厚望的，前后华北新军只有少量的部队跟唐军生交火，都是在损失不大的情况下自己主动撤出了战斗。而且多次生明明唐军就在眼前，避而不击的现象。到禁卫军惨败，华北新军甚至停止了行动的脚步，就在外围看着唐军揍禁卫军，连个帮忙介入的打算都没有。
这些因素也最终造成了嘉庆在京畿驻有十万兵马，却没有打过只有一万人的大唐6军第一旅的情况。清军从上到下，作战消极，没有进取心，而且一遭到挫折就生崩溃，让清廷大为尴尬。
战后，占据兵部尚书位置多年，甚至有希望再进一步成为殿阁学士的福康安，最终迫于压力引咎辞职。尽管嘉庆怜福康安其才，但是在这次的冲突中，福康安几乎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而且禁卫军和新军的不堪用，也使他难逃其责，最终不得不选择引咎辞职。
接任者同样是一个满人，朝中堪用的满人大臣本来就不多了，这次拉过来顶缸的是庆桂，镶黄旗人士，京城事变的时候恰在外任职，逃过一劫。新政之后也有一些表现，曾任西北军区的司令，军衔中将，不久前刚刚提为上将，本就有用他替代福康安的打算。不过那时候的替代是福康安升迁，庆桂补位，现在福康安直接退了下来，就由庆桂接替了。
嘉庆在这次的事件之后变得异常沉默，甚至多次的内阁会议都没有参加，嘉庆变得深居简出，也没有再表什么自己的看法。不清楚他究竟是心灰意冷，还是刻意保持低调，以免再度触怒唐人。
清禁卫军司令德楞泰在战后开始重整禁卫军，不过也仅限于在组织上重整。原本被唐军俘虏的禁卫军士兵也被放了回来，虽然第二镇损失严重，不过最起码德楞泰还能留住第二镇的一个架子。令德楞泰觉得麻烦的是，在冲突中清军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尤其是损失了上百门珍贵的野战炮，这些火炮都是每门上千唐元购买来的，一战下来相当于打没了几十万元。
缴获的清军武器唐军自然不可能重新交还给清军，虽然他们自己用也不可能，不过收集起来便宜卖到别的国家去，也是不错的生财之道。而且没了这些枪炮，清廷势必还要再购买，那时候大唐的军火商又可以再从清廷身上赚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