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果，令我的姐姐感到莫大的悲哀。
1941年11月的一个绝早的清晨，我父亲被他的大哥拖着，踉踉跄跑地离开了他生活了16年的家乡南于。
“拖”这种状态并不说明我父亲的离家是出于被迫。外边的世界对一个16岁的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少年是极有吸引力的。那时的父亲也没把生他养他的家乡当回事。大爷的一只手拖着父亲的细胳膊，样子很像怕他变卦半路跑掉。其实不是这样。那天实在是起得太早了，而头天晚上由于兴奋又实在是睡得太晚了。一个懒散惯了的农村少年对瞌睡的抵抗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那天早晨，大爷用粗壮的大手抓住父亲的细胳膊，在南于出庄的挂着白霜的土路上大步流星地走着。父亲挣脱了几次，没有成功，只好一溜小跑地跟着大爷往前踉跄。直到出了南于，大爷才松了他有点神经的手，脚步也才明显地正常起来。
父亲有点明白了，大爷是不愿碰上南于的人，不愿让庄里任何一个人看见他们的出走。父亲有点想不通：咱不偷，不抢，咱是去当兵哩，咱怕人家干哈！盘古
父亲知道，二大爷的成匪和祖母的死法，都让大爷不能忍受。现在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他们家的这两档子著名的事。搞得他和大爷在附近打工都不自在，总有人在他们的背后指指点点嘀嘀咕咕。我父亲尚好，人小脸面亦小，我大爷就不行了。尤其是于家集大爷老早就定下的媳妇彩妮家的退亲，把大爷最后的一点自尊扫荡一空。大爷放弃了对故乡的最后一块心思，带上他的小兄弟我的父亲，要离家远远的，找个队伍把自己卖丁卖出去。
父亲跟着大爷，一路马不停蹄地走到太阳在一天中最热情的时候。父亲知道天已入晌，听见自己肚子里的叫声已如水塘里的蛙鸣连成一片了。父亲说什么也不肯再向前迈一步了，他威胁我的大爷，说，再不给他块干粮垫垫饥，他就要饿死在半道上了。大爷望着他的这么点苦都经不住的小兄弟，恨铁不成钢地叹了口气，在路边的一棵槐树下坐下，解开了肩上的干粮袋。
他们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换成了麦子，麦子被他们磨成细细的面，蒸成了白白的馍。父亲倚着槐树，大口大口地塞着过去连过年都很少放开吃的白面馍馍。馍馍细溜溜地没有任何剌激地从嗓子眼里滑下去的感觉，让我16岁的父亲舒服极了。
父亲和他的大哥正在槐树下沐浴着正午的阳光享受着白面漠馍时，突听身边有动静，一个声音说：两位大哥，可怜可怜俺，给俺口干粮吃吧。
父亲撩开眼皮，看见一个茁壮的脏汉子正哈着宽腰一脸可怜地站在身旁。父亲用塞得满满的嘴，含混不清地轰着他：去！去！去！滚一边去！
那苗壮的脏汉子一点不在意父亲的粗鲁，把腰哈成虾米状不依不饶地站在那儿。父亲急忙咽下嘴里的东西，想干脆利落地赶他走，被身边的大爷制止住。大爷从解开的干粮口袋里，拿出一个馍馍，给了他。
他比我父亲更急迫更舒服地对付那个又白又大的漠馍。他仲直了脖子噴得直向外捌气儿，就是这样，他也没放慢吞咽的速度。
吃完后，他用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温存地望着我的大爷，但我大爷不为那双眼睛所动，坚决地没有一点余地把干粮口袋系得死死的。他有点失望，但仅仅是失望，很有职业道德地不再啰嗦什么，只是伸出一根脏指头，把仓促中掉落在泥地上的馍馍渣子仔细地一点一点地沾起来，送进嘴巴里吃掉。
吃完后他竟不走，索性一屁股坐到我父亲和大爷身旁，伸了个极其内行的懒腰，舒服无比地半坐半卧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