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违背军令状，放了曹操。
诸葛亮需要依法治军，“拉下去，斩首！”
刘备慌了，说道：“我兄弟三人，义同生死。关羽重义，放了曹操，恳请军师宽宥一回，下不为例。”
诸葛亮当真杀了关羽？不会，他也知道刘关张手足之情。后来，关羽义释黄忠，夺了长沙，黄忠死心塌地的跟随刘备。
黄忠的忠不仅仅对于韩玄个人上的忠，其实韩玄的品格魅力极差的，但是人才有人才的道义，黄忠比魏延更受尊敬的地方就在于此。不能使其主而保其土，有何面目见人？黄忠知耻。这对于人才来说是很痛苦的，又像是站错队之后的一种惩罚！
黄忠加入刘备的阵营之后，从此，他不仅仅是忠于某个人，而且也是对汉室江山的忠，在日后的军事生涯中直到死，无愧于先朝二十四代先帝。
对魏延的态度，我认为很不公平。魏延打开江陵城门，纳刘备进城，刘备又推三阻四的。魏延杀了听信谗言的韩玄，打开城门，纳关羽。结果黄忠被礼遇，自己被诸葛亮骂：“此人脑后有反骨！”
这真是奇耻大辱！难不成刘备阵营当中，只确认关羽黄忠一类的拔萃人物才能加入团队？魏延是人才，这是可以肯定的，曹操阵营里面什么人都有，孙权阵营里面一直有投降派。因此，刘备一伙的组织文化欠缺兼容性，用人机制欠缺文化上的兼容和制度的保障，凭借的像是哥们儿义气。当初曹操在要不要杀刘备的问题上咨询过郭嘉，郭嘉说：“杀了恐失天下人之心。”同样的问题发生在诸葛亮对待魏延上，结果是刘备说：“军师杀了恐失天下人之心哪！”作者罗贯中是有意抬高诸葛亮的未雨绸缪，未卜先知，却不想反而贬低了刘备集团的整体素质。
忠是每个组织都需要的精神，但是“能”同样是组织不可或缺的。只“忠”而“不能”又怎么表达忠呢？只能不忠，随时会为了个人私利而叛变，这种人是要不得的。但是忠和能需要在社会环境中体现，而人类的技术手段还没有到能够达到事先看清的程度。所谓诸葛亮多智近乎妖，未卜先知，是家的理想。是实践中，我们需要一种制度，能够用制度的规范去引导和吸引为一个事业目标的发展而舒展自己才智的大环境，使个人的目标发展和组织事业的发展能够吻合。
魏延忠、或许不忠，但是我认为没必要、也不能够在确信他的忠的前提之下而发挥和运用他之所长。我只要设定好制度，就能使哪怕不忠的人也能为组织建设发挥积极作用。重视法家文化的诸葛亮以及有着决策权的刘备都没有重视制度对人才约束而对不忠的防范作用，过于依赖个人的辨别能力。
这种认知上的短板，导致日后关羽在荆州问题上的处置，以及诸葛亮在马谡失街亭问题，都埋下了沉重的隐患。
演义的故事不是关羽一个人在进行的，他需要成就他的人，和供他成就的社会环境。《三国演义》更不是某人某几个人的传记，而是从头到尾都在抒发着“义”的情怀，不胜枚举，这里只举例。
许褚当年属于黄巾英雄，被曹操录用之后，颇得曹操信任，充任侍卫。中午，曹操在卧室里睡觉，曹丕来访，许褚不让进去。曹丕说道：“汝欲间隔我父子情谊耶？”
“公子贵为世子，岂不知大王号令？无大王吩咐，虽世子不能随意进出大王卧榻之所。”
曹丕恨恨而退。
曹操在卧室里听到了，叹道：“许褚真忠臣也！”
曹仁来找许褚聊天，并请他赴宴，许褚说道：“阁下镇守外藩，我为近侍，各司其职，你需要打听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和你套近乎呢？”
曹仁感觉很没面子，但也没办法。
我深深的感叹许褚的忠义，只知尽忠职守，不知有其他；人生简单，却能秉持原则。
曹操阵营的名将张辽，是关羽推荐的，包括徐晃在内，关羽和曹营中诸将都互相钦佩。可是，关羽看待东吴，却十分藐视！正因为如此，被江东将领憎恨，认为关羽“向来藐视我江东诸将。”
对于江东将领，其实不容小觑。
合肥之战，张辽率军主动冲击孙权阵营，孙权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随后，甘宁率百人骑兵把曹操阵营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都胆略可畏。
董袭于江上擂鼓，突然狂风大作，船将倾覆。有人劝董袭避之，董袭大呼：“两军对垒，将士视死如归，有言避退者，我当先斩！”至始至终不肯退却，船沉身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