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罗怡的种种举措，领地上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认为她只是吃饱了撑得没事找事做，也有人觉得贵族到底是贵族，从教士来了以后憋了这么久总算放大招了。
倒没有人认为她压制了女权，或者是极端女权主义者。
这是因为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女权的概念，自然也不会把领主夫人跟女权联系到一起——就像先知默罕默德把战利品分给寡妇，规定给女性继承权激起阿拉伯人的不满，他们的理由是女人没有打仗，就不该分战利品，但是没有一个阿拉伯人会因此说先知给予
了女性超越时代的待遇，是极端女权主义者……
第二天，有几个被推选出来的自由民代表，找到了罗怡。
他们恳请罗怡说明，这种军事训练不是劳役的一部分，因为若算做劳役的一部分的话，几代以后，贵族们就能以此把自由民们判作农奴，这是有先例的。
罗怡说，这自然不是劳役的一部分。
她原先就没想过让他们做农奴。
她说，这只是他们不依照法律的惩罚而已，到了春天就结束。
春天农忙，本来也不能搞这些事情。
再说，军事训练很苦，若是不给他们一根“时间有限”的胡萝卜吊在眼前，他们怎么能挨得住呢？
一开始训练，受过教育的学生和没受过教育的农民，差别立即就体现出来了。
受过教育的学生们，在课堂上其实就等于受了一部分训练，他们知道服从权威，他们在课堂上就已经知道按高矮排好……
而农民们，光是“准时”这个概念，他们理解起来就很费功夫。
若干年前，一个在非洲的西方记者哀叹，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准点，约好下午一点钟见面的，三点钟能见到人就不错了。
而对于当地人来说，既然没有手表，那么一点钟和三点钟有什么两样？太阳不还高高地挂在天上吗？
工厂制度是纠正这种行为的利器——迟到早退扣工资，犯多了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