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方先觉在忧心如焚外，还有一个人则寝食不安。这个人就是蒋介石。抗战以来，特别是武汉失守以来的悲喜剧一幕幕在他脑海中上映。
作为重庆国民中央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自常德会战后，主要的精力用在作战和训练新军上。他命令陈诚到云南，与杜聿明一道，将美式武器重点装备了几个军，并按中央军委的命令，将这些军整编为军级师，以便接受美援时好以建制配备。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命令何应钦等逐批培训军官，达到在政治上忠于政府，军事上勇于打硬仗的目的。
这天，他叫来侍从室主任俞济时，安排说：“你立即去准备，明天下午到南岳召开第四次军事会议。”
俞济时不敢耽搁，连忙通知与会人员，参加第四次南岳会议。
1938年10月，还在武汉失陷前夕，蒋委员长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邀请了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参加。朱德到了武汉后，周恩来和他商定要吴奚如以朱德的名义起草了建议书，由朱德在会上向蒋介石提出国共两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要求拟定计划。其后，周恩来和有叶剑英研究制定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由周恩来提交蒋介石。
武汉失守后的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衡山召开了第一次南岳高级军事会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及三个战区的师长以上的军官参加了会议。邀请了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与会。这次参会的人数多达二百五十多人。会议检讨了前一时期的抗战工作，展望了二期抗战形势，总结了武汉会战的经验，找出失败的原因。确定自“七、七”抗战开始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抗战，以正规战为主；尔后为第二期抗战，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
蒋委员长在会上详细地分析了中日会战以来的态势，指出了抗战前期的任务已圆满完成，现在的抗战是全面性的防御转为部份反攻的开始。因此，会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组编了集团军以下的军级单位，撤消了设在广州、西安、重庆的委员长行营，设立了桂阳、天水委员长行营。会上还决定：为了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南岳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调训各战区大批军政干部。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汤恩伯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后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任副主任，汤恩伯人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培育了大批游击干部，有力地支援了敌后战场。
此次会议后，顾祝同、陈诚、李宗仁、阎锡山等战区总司令长官指挥本战区将士与日军作战。国民军将士作战勇敢顽强，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稳定了正面战场。
一年后，蒋委员长根据战况的发展和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的敌我态势，召开了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战策，如何巧妙地打击敌人，蒋委员长在会上强调各战区要：“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并且“要不断地研究出避实就虚，乘间隙击敌”的方法。
苏德战争爆发后，蒋委员长举行第三次南岳高级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中原地区的高级军事长官。他们中有顾祝同、唐生智、杨森、商震、孙连仲、薛岳、罗卓英等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日寇的中原会战和长沙会战作战役总结。会后，国军著名战将薛岳奋起神威，在第三次长沙战役中击毙日军五万四千人。长沙大捷，一时在神州各界广为传诵。
第四次南岳高级军事会议于1943年2月10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及这五大战区师级以上的指挥员。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前一段时间对日作战的经验，部署抗战阶段战略防御已经结束，即将进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阶段应做的准备工作。在分析了敌我态势后，蒋委员长指出：“中国军队要保持荣誉，战斗力不能落后于外国军队。否则，中国军队不被外国人看重，按照历史的发展，中国人在各方面都不比外国人差。因此，也要积极努力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他特别强调了决战阶段的战略战术的科学性，又提到了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的有力配合。最后，委员长在会上宣布：只要我军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一年内收复武汉是没有困难的。
会议结束后，委员长偕夫人回重庆去了。由于与薛岳的关系，陈诚留在衡山。晚上薛岳与陈诚喝酒聊天。又是好几个月未见面了，二人十分亲热。在饮酒间，说些抗战之事，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谈话间，陈诚向薛岳说起他在云南组建新军的事。临了，他对委员长的第四次南岳会议上解决的问题感到兴奋。只听他对薛岳说：
“伯陵兄，你我来这里一趟实属不易。你对委座这次南岳会议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