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方先觉也在无奈中向蒋校长发电：“本军固守衡阳，将近一月余，幸官兵忠勇用命，前赴后继，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回忆！自开始构工，迄今两月有余，我官兵披星戴月，寝食俱废，终日于烈日烘烤雨浸中，与敌奋战，均能视死如归，可尽天职。然其各个本身之痛苦，与目前一般惨状，职不忍详述。但又不能不与钧座略呈之。
一、衡阳房舍，被焚被炸，物质尽毁，幸米盐均早埋地下，尚无大损失。但官兵饮食，除米及盐外，别无任何副食；因之官兵营养不足，昼夜不能睡眠，日处于风吹日晒下，以致腹泻腹痛，转而痢疾者，日见增多，即无医药治疗，更无部队替换，只有激其坚忍，坚守待援。
二、官兵伤亡惨重，东抽西调，捉襟见肘，弹药缺乏，飞补有限，自昨30日辰起敌猛攻不已，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潜伏，可想而知。非我怕敌，非我叫苦，我决不出衡阳！但事实如此，未敢隐瞒，免误大局！”
8月2日，在日军异常猛烈的炮火中，一架中国空军的运输机钻进硝烟弥漫、愁云密布的衡阳上空，在狭小的城区的国军阵地上准确地空投了一些物品，其中的一个大口袋中放有蒋委员长的一封亲笔信。这是在接到方先觉军长7月31日电文后所写，显得文句仓促，除了以往电文中所谕示的“死守”之类言辞外，特嘱咐方先觉等“一死报国”，情急之中，基督教理义一并奔涌而出。信曰：
“我守衡阳官兵之牺牲与艰难，以及如何迅速增援，早日解危围之策励，无不心力交瘁，虽梦寝之间，不敢忽之。惟非常事业之成功，必须经非常之锻炼，而且必有非常之魔力，为之阻碍，以试验其人之信心与决心之是否坚决与强固。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之所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自必经历不能想象之危险与牺牲。此等存亡之大事，自有天命，唯必须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以一死以报国家之决心赴之，乃可有不谠一切，战胜魔力，打破危险，完成最后胜利之大业。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阳守军最后之胜利与光荣。第二次各路增援部队，今晨已如期到达二塘，拓里渡，水口山，张家山与七里山预定之线。余必令空军掩护，严督猛进也！”
我的校长啊，你说只要每个人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发挥自我非凡的奋斗精神，即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没有做不到的事情。道理是这样，但具体做起来有时是另一回事。方先觉展信阅读，感慨良多。我方先觉和第10军目前所经历的战斗和即将面临的一切，决非蒋校长惯常教导之“自励”哲学可以应对的。未来一切都是未知数，看来确实“自有天命”。
将帅之间，只有以这种无奈的决绝心境去践行最后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