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须埃在公白飞的耳边低声说：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这是一个枪下留情的人。”公白飞说。
那些对遥远的事还有些记忆的人知道郊区国民自卫军在镇压起义时也相当勇敢。尤其在一八三二年六月的日子里他们顽强而无畏。庞坦、凡都斯和古内特这些小酒店的好老板，当暴动使“企业”停工时，看到舞厅没有顾客，就都成了小狮子，他们牺牲自己的性命，为的是维持郊区小酒店所代表的治安。在这同时具有市侩气息和英雄气概的时期，各种思潮都有它的骑士，利润也有它的侠客。平凡的动机并没有减少它在运动中的胆量。看到白银堆降低了，银行家就唱起《马赛曲》。为了钱柜，人们热情地流了自己的血；有人以斯巴达人的狂热来护卫小店浦——这个极其渺小的国家的缩影。
我们可以说，事实上这一切并没有不严肃的地方，这是社会各成分间的冲突，将来有一天会达到平衡。
那个时期的另一特点是无政府主义混入了政府至上主义（这是正统派的怪名称）之中。人们在维持秩序，但毫无纪律。在某一国民自卫军上校的指挥下战鼓突然莫名其妙地擂起了集合令；某个上尉一时激动就上了火线，某个自卫军为了“主义”，为了自己去战斗。在某些危急关头，在这些“日子”里，大家不去征求上级的指示而凭自己的本能行事。在治安部队里有真正的游击队员，有些人象法尼各那样拿起武器，还有的象亨利-方弗来特那样执笔撰文。
在这个时代，文明不幸是某些利益的集合而不是某些原则的代表，它是，或自以为是处于危急之中。它发出紧急呼吁。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并根据自己的想法起来防卫它，支援它，保卫它；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自认为要负责拯救社会。
有时这种热忱发展到要处死人。国民自卫军的某个分队擅自组织了一个军事法庭，在五分钟内判决一个被俘的起义者死刑并立即执行。就是这样一个临时组织杀死了让-勃鲁维尔。残酷的林奇裁判1，没有任何一方有权去责怪对方，因为美国的共和体制就是这样行事的，犹如欧洲的君主政体一样。这种私刑加上误会就更复杂了。在某一个暴动的日子里，有一个叫保罗－埃美-加尼埃的年轻诗人在王宫广场被人持着刺刀追逐，他只得躲进六号大门洞里。有人大声喊：“又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他们要杀死他。当时他臂下夹着一本圣西门公爵2的《回忆录》。有一个国民自卫军在封皮上一念到“圣西门”这个名字就大叫起来：“把他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