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虽然不受士林待见，但受众却与日俱增，在京师的发行量很快就攀升到一万份。
王越从天津回来后，见报纸的发行量如此可观，就用实名发表了一篇《朝廷为什么没钱》的文章，详细阐述了朝廷赋税结构、海禁等弊端。
文章上说，从国朝之初的赋税两千万两，到如今的赋税四百万两何故？再拿宋朝的岁入与当今的岁入做对比，说明海贸的重要性等等，一条条一件件详尽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东林党。
这一期的报纸加印了一倍数量免费发放，同时公众期也结束了，下一期将开始收费。
这篇文章的发表，算是《明报》逐渐争夺话语权，掌握社会舆论的开端。此文章一经刊登，犹如重重的一脚踩在东林党的尾巴上。
虽然自从温体仁把钱谦益送回家吃自己，又把周延儒挤下台之后，东林党已经势不如前。可御史言官们大多是东林一脉，许多朝廷官员都是来自江南，与东林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算不是东林党，他们所代言的也是江南的巨商大户。
御史言官们纷纷连续上奏折弹劾王越，指出王越居心叵测，意图动摇国本，甚至有官员跪于朝堂恳请崇祯下旨为国除贼。
如果说《明报》的这篇文章触动了大多数官员的利益，那么最赞成这个观点的恰恰是崇祯，所以这些弹劾奏折都被崇祯留中，拒不表态。
自从崇祯继位之后，搞倒了魏忠贤，清除了阉党，终于众正盈朝了。但几年下来，国事日艰，最大的问题就是朝廷到处都缺钱，所以他已经隐隐感到问题的结症出在哪里。
东林党魁钱谦益下台之后，终崇祯一朝都没有被起用，最后混南明去了，就能说明崇祯的态度。而王越的这篇文章，正好为崇祯理清了思路。
自他登基后在东林的建议下，裁撤了东厂这个“国家安全局”。
接着收回全国的河道监督太监，整个崇祯朝在十七年内就再也没有修过一次河、治过一次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在这十七年里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每次东林君子都借口“节约”把修河治水款搞没了。
东林内阁和朝野的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的一揽子计划。
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就是茶税，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地监督的太监。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地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没错，你没看错，不是十二万两，而是十二两。
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禁海”。天子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的判断，下令各海关的太监回宫。
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的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的海税。
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的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的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的银子了——但是，这个禁海令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收税了，相反，收银子的从太监变成了海商和官员，而且他们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就比如郑芝龙。